红五师新圩阻击战幸存者刘来宝背后的故事

红军长征胜利81周年秋季，广西灌阳县组织部队抢救当年在新圩乡一个名为酒海井的地下洞穴中被残忍打死的红军伤员100余具遗体。李亚滨，红军第五师师长李天佑将军之子，政委钟赤兵中将之女钟安屏，红军34师100团团长韩伟中将之子韩京京，特地从北京来到现场，举行安放仪式，葬83年前红军烈士遗体。在酒海井新建成的新圩之战纪念馆中，80多年沉井的红军战士遗体放置于内，供后人瞻仰和拜谒。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新圩乡和睦村战争救援所百余名伤病员，被当地土豪劣绅勾结反动武装，然后用棕绳捆绑后推入井中，这是红军长征史上Z大规模的一次伤员屠杀。幸运的是，悲壮的红5师有一人在苦难中幸存了下来，他就是潮立村的刘来宝。

人物档案：刘来宝，原名刘炳煌，江西省宁都县洛口乡刘均前村人，1917年出生，1934年参军。长征中，刘来宝任红5师14团二连战士。1934年11月27日，新圩阻击战爆发，到达新圩乡枫树脚下的排埠江阵地，阻击了向东南方向蜂拥而来的桂军第十五军。战斗结束时，只有刘来宝和另一名士兵两名伤员从第二连阵地撤离。受伤的刘来宝被附近的和尚收留，并被认作儿子。从此，他生活在血染的红色土地上，生养惟一的儿子叫刘建生。后来，许多长征研究人员证实，他是红军第五师在新圩阻击战中惟一的幸存者，也是酒海井百余名红军被害伤员的惟一见证人。2004年，刘来宝在新圩潮立村挂门前屯去世，享年87岁。

一、枪声一停，尸山鲜血让马群直打哆嗦

2016年夏天，为了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我再次走上长征之路，曾经在激战的战场上走了三天三夜。今天，我又一次怀着崇敬的心情，一步一步走在红军与桂军作战的每一寸土地上，酒海井，战场救护所，杨柳井红五师李天佑的原指挥部，枫树脚，排埠江的主阵地，走在曾经被2000年红军烈士染红的山路上，总有一种揪心的痛。

原红5师师长李天佑上将在他的回忆录《把敌人挡在湘水面前》中写道：“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敌军在猛烈炮火、机枪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猛扑。从望远镜里看到，我们的战士全被硝烟和尘土遮住，战士们顽强地从土里爬出来冲向敌人……第二天拂晓开始，战斗更加激烈，敌人的攻势更加猛烈，我军的情况越来越紧张，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这不是我军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上的战士全部阵亡才被敌人占领的。一列列伤员从我的眼前抬到战地救护所去，团长、政委、营长伤亡很大，说明我们付出的伤亡代价实在不小。到了第三天，军团首长传来电报，红星纵队正在向湘江边靠近，红星纵队已开始渡江。几乎每一封电报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继续死守。我们的任务是繁重的，稍一不慎，让敌人突破新圩，红星纵队就非常危险……”

新圩阻击战以红5师14团、15团和红6师18师伤亡惨重为代价，为中国革命军委红星纵队渡过湘江赢得了时间。

红34师100团团长韩伟中将在其《红34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一文中写道：枪炮声停下来后，走在硝烟还未散尽的尸山血路上，血腥味、火药味充满了山沟。人经过时异常害怕，连久经沙场、只知前进、从不后退的战马也四肢寒颤。”

二、蒋来宝 蒋来福 一个连只剩下两名伤员

经过那一年激战的阵地，经过新圩乡，我的心还在剧烈地颤抖。我渴望看到幸存的红军刘来宝的后代，更多地了解红军的英勇和悲壮。

爬两个小山包就是新圩镇潮立村。聚集的村民告诉我，老红军刘来宝的儿子刘建生搬到了另一个叫挂门前的村子。我不得不再去2公里外的挂门前的村庄。幸运的是，在村门口遇到潮立村的支书黄荣正把我带到了刘建生家。不幸的是，刘建生的铁将军把门。这是一座有30多年历史的房子，非常古老。刘建生和蒋淑姣仍然住在低矮的房子里。他们残疾的女儿嫁到了同村的前排，但她有些智障，她也说不清爷爷的过去。刘建生和儿子刘海迪在桂林过年。

我看到记者从外地寻找红军后代。十几个村民全部围了过来，上烟、倒茶、打招呼、找刘建生电话的，有几个人热情地为我服务。村妇联主任干脆打电话给刘建生让我谈谈。虽然没见过红军的后人，但乡亲们的热情让我感动。

在电话里，刘建生告诉我：“他的父亲刘来宝（刘炳煌）生于1917年。红5师14团二连战士，湘江战役的新圩阻击战时，他的阵地就在激烈的枫树脚。红5师参谋长胡震和红5师团长黄冕昌在那里牺牲，红15团团长白志文也受重伤。当年11月29日，父亲腰部负伤昏死在地。他和另一名伤员被当地的斋公蒋振华救起。”

“灌阳县党史上有父亲1977年、1983年的回忆记录。你去找吧。这是他父亲在世时的回忆，是完整而真实的。”刘建生说。

根据他的提示，我联系了党史办公室的文东柏先生，找到了刘来宝回忆1977年、1983年新圩阻击战的原始记录，以及《灌阳县党史通讯》中刘来宝的文章（见原件）。

刘来宝回忆说：“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非常激烈的时刻，我参加红9军团，那时我才17岁。后来我被编入红5师14团。当军队长征经过湖南道县到广西灌阳县时，军中气氛变得十分紧张。那时，我是一个不知道原因的士兵，但我能感觉到会发生什么大事。11月27日，我团进入新圩排埠江阵地阻击冲上去的桂军。排长和班长知道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目的是阻挡桂军，防止他们威胁中央红军红星纵队的安全，用我们的生命保护中央首长安全过江。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整个阵地的枪声就像煮粥，炒豆子，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冲锋声和呼喊杀戮声从早到晚，山和地都在颤抖。敌我双方在战争中牺牲的尸体遍布山梁、农田和路旁。沟里的水是血红血红的。战役后期，我的后腰被流弹击中，伤得很重，很难退出阵地。我只好咬牙切齿地打了一会儿。我站不起来开枪，把手榴弹扔在地上。用力后，伤口撕裂，血流不止。班长带我到藏身处休息，又冲出去打架。他再也没有回来。

“天黑的时候，流血过多的我口渴，我爬到附近的田里找水。突然，一个人拿着锄头说，他抓住我胸前的衣服说，你不要命了？他让我脱下红军的衣服，沿着大路往山上跑。我拼命地爬到山上那间破庵。两位老人（后称蒋振华）见我浑身是血，知道我是红军，立即火烧取暖，给我吃喝，给我包扎伤口，让我暂时休息。那时我动不了。我带了把手枪。他被老人带走了换钱。他买了药治疗我的伤。他实在是没办法。否则，怎么能卖掉它？破庵就在那个阵地附近。为了防止敌人发现，蒋振华把我转移到舅父陶云家躲藏。”

三、蒋振华夫妇一下子有了两个红军儿子

“几天后，又有一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来到蒋家躲避。蒋振华老人认我们做儿子。我改名为蒋来宝，那个年轻的战士就是蒋来福，一家成为四口人。”

“伤势痊愈后，我们就开始在山上拾柴挣钱。弟弟蒋来富出去种田，帮工。1937年，我被国民党抓到兴安县当兵。如果是抗日打鬼子，我会毫不犹豫地参加战争。但是，我军一年没有到抗日前线去了。我当然不想在国民党军队工作。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后，我偷偷逃回了新圩的家。不到一个月，伪村长又抓了我当兵。去的是平乐县。反动军和红军有很大的不同。官员欺负士兵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不习惯，很快就趁机逃走了。我弟弟蒋来福再也没有回来。我还没来得及问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毕竟，他和我成了兄弟，我一直很想念他。”

“回到养父母身边，我还会被别人雇佣，但我知道这比在反动军营里安全。如果我红军的身份暴露了，我就活不下去了。解放前夕，我在文市乡一家杂货店当了三年伙计。1949年，我的养父母去世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个。土改那年，我娶了一个叫路德妹的女人。她失去了丈夫，带着一个女儿过着艰苦的生活，所以她和我再婚了。后来，她定居在新圩镇潮立村。养父母走后，才将姓氏改姓刘。恩人和养父取的来宝名字，从那时起就一直沿用。1972年，在政府的帮助下，我回到江西宁都探亲。”

四、在酒海井牺牲的红军伤员都是红五师的

新圩九海井的100多名伤员是哪个红军部队的？当时有红5师14团、15团，红6师18团，红3师。在一次采访中，原红五师司令员李天佑将军的儿子李亚滨告诉我，他父亲的回忆文章《把敌人挡在湘水前面》记录，他看到一系列伤员被抬到后方。

老红军刘来宝在1986《灌阳县党史通讯》第70页上回忆说：“新圩阻击战后，红5师14团、15团基本打光（该师所属的红13团当时去了兴安县的界首铺，跟随军团长彭德怀参加界首铺阻击战）。残兵退守渡湘江时，新圩和睦村的战场救护所有百余名红军伤病员来不及撤离转移，被土豪劣绅蒋成勋、蒋连勋与反动民兵勾结，用棕绳捆起来，运到酒海井，狠狠地扔进了溶洞中。”

80多年过去了，这些手无寸铁、身受重伤、惨遭杀害的红军战士的遗体，都是从酒海井打捞上来的。灌阳县后人和红军将领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这时，100多个死去的英灵终于入土为安。